关于中国文学，你读出了什么？

《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》

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@王小瓜 杨单树

从“问”走向“答”，由“答”引发“思”

“姑 姑” 为 何

没 有 诞 生

王小瓜

莫言努力想塑造一个悲剧人物——姑姑万心。姑姑的身上，似乎让人感受到了悲剧的力量。似乎看到了地藏王菩萨，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情怀。姑姑，是否具有伟大悲剧英雄的素质？

老师杨单树

凡伟大英雄应具有的素质，姑姑万心都具有。姑姑是送子娘娘的化身,是接生和杀婴一体两面的悲剧存在。在前三部，悲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，已经看到人性深处的大善即恶。

“大义灭亲”，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、最本质的东西。中国儒家最伟大的悲剧，即为“舍身取义”。“舍身取义”与长城，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力量。

前三部，已经让人感觉到了“舍身取义”的悲剧力量，由此可以想象整部作品的悲剧烈性、悲剧力度。

前三部可以憧憬、企盼、等待一部壮丽的作品即将诞生，一部伟大的悲剧将诞生。前三部中，悲剧的胚胎已经出现，悲剧蕴含的力量已经具备。

在巨大的时代中，个人被碾碎，姑姑、陈眉构成悲剧的最大集点，她们都是从历史中脱胎换骨的人物。

陈眉，是历史未来的人物；姑姑，是历史过去的人物。姑姑与陈眉，从人物，从事件，构成了巨大的悲剧张力。但不幸的是，悲剧人物最终没有诞生。她最终沦落为世俗的存在，沦落为现实中的一个人。

王小瓜

如果要让姑姑成为悲剧人物，下半部该怎样构建？你有什么建议？

老师杨单树

根据上半部的线索，下半部朝两种方向发展，姑姑就可以成为悲剧人物。

第一种方向，悲剧精神的浪漫主义。如果莫言以悲剧精神的浪漫主义构建小说，我们用伟大的世界文学语境比照，那么，《蛙》是中国的《堂吉诃德》式的伟大作品。那么，《蛙》是可以迈过鲁迅、郁达夫、海子等等的中国史诗般的作品。

第二种方向，悲剧精神的现实主义。同样用伟大的世界文学语境框定，如果莫言往悲剧精神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，那么《蛙》是中国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

姑姑，本是大地上呈现出来的新女性，新人类。以悲剧精神的现实主义构建小说，姑姑可以成为中国的悲剧存在，从历史、从现实中脱胎出来。

怎样往悲剧精神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方向发展，根据莫言的小说，可以随意给出几种写法。在此，不进行列举。相信对小说有领悟的作家，都会有自己的写作思路。

王小瓜

为什么，这两个方向莫言都不能发展呢？

老师杨单树

首先，莫言被中国农民意识、农耕意识牢牢地束缚住了，成了一个土地的囚犯，而不是一个从土地上解放了的自由的生命。

其次，莫言无法从巨大的历史中脱胎出来，获得自由的心灵。再次，中国的实用主义限制了作家伟大的理想和梦想。这三个原因让莫言的小说，最终“太现实了”、“太当下了”、太“人性了”。

通过小说可找到作家被历史和土地牢牢囚禁的一些答案。

《蛙》，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。写作之前，在作家的心灵深处必须回答，关于小说，关于人的问题。女人是什么？女人的存在是什么？这是作家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悲剧意识从这个问题里诞生。中国今天走到二十一世纪，作为一个严肃作家必须直面女人是什么。遗憾的是，对莫言来说，这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莫言是无知的，理所当然的，习惯性地写女人，所以伟大的悲剧是不可能诞生的。

莫言在《蛙》前后的书里，特别是这本书里，已经回答了对武则天之后的中国女人的“定义”。他将女人牢狱般地框架在性器官和子宫里。女人连人都不是。性器官和子宫怎么能诞生伟大的悲剧？

所以《蛙》的后半部支离破碎，凑成一部长篇，前后不具备内在的生命逻辑。莫言不具备完成这部书的能力和“资格”。

凯特·米利特在《性政治》一书中很好地揭示了男权主义。然而，男权殖民在东方依然存在。《蛙》对《北回归线》中女人的身份娼妓、妻子、母亲、女儿都有认定，然而娼妓、情妇、婆娘、母亲怎么都无法成为人。

莫言和中外极端男权政治下的男人一样，用非真实的、强暴的手段构成长篇小说。这样的作品绝不是现实主义的。

由《蛙》可以看到，中国文明任重道远，启蒙远远没有完成。即使在诺贝尔文学奖中，女人还是生育的机器。

@王小瓜 杨单树

计 划 生 育 的

伟 大 意 义

王小瓜 杨单树

从“问”走向“答”，由“答”引发“思”

王小瓜

莫言通过《蛙》，想“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，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”。对于计划生育，其实，莫言的认识是混乱的。

因此，有必要对《蛙》这本小说牵涉的——计划生育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。我个人理解，计划生育，是中国人以忍辱负重的大胸怀对人类做出的基督式的大贡献。

你怎样看计划生育呢？

老师杨单树

自我牺牲、杀身成仁，这就是义，这就是仁，这就是中华绵延五千年的文脉、人脉。计划生育对未来人类的伟大贡献，今天，广泛的人都能认识。

计划生育对古老文明的改造远不仅于此。计划生育牵涉到文明最本质的问题，即人是什么、世界是什么。

过去两千年来，女人就是生育的机器。然而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。

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男女平等。男女平等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颠覆。如何实现男女平等，中国选择了计划生育。计划生育触及到中国文化习以为常的根本问题。

在计划生育下，因人口数量的限制，每个人都是珍贵的，男人、女人必须获得同样的权利。这对中华文明是巨大的断裂。

然而，全体中国人以愚公移山式的悲剧精神，选择了以生存的平等权利进入现代文明，这是计划生育最伟大的意义。计划生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纪元。

如果说，1911年“辛亥革命”是清末封建专制的一个新纪元，那是宏大的政治格局的改变，还没有触动到最根本性的东西。

关于人、关于世界、关于文明何去何从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，都还没触及。辛亥革命，结束了皇权专制，打下了启蒙的基础。然而，还没有触及到文明的内心。

启蒙必须对世界是什么，人是什么，文明何去何从，在人道意义、历史意义上进行探索和追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触及到文明内心的革命，首先是改革开放。改革开放，是触及到中华文明核心的一次革命。改革开放，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敞开，这是对农耕文明的彻底颠覆和革命。

其次是，计划生育。计划生育，具有同样意义，触动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根，打破了养儿防老的农耕文明的格局。

此外，1997年以来实施的退耕还林以及退牧还草，都改变了中国文明的灵魂，开启了新纪元。

在养儿防老的农耕文明里，依靠儿子传宗接代、光宗耀祖。女人的功能就是生儿子。这是对女性的彻底抹杀。

实行计划生育后，以男人组成的社会结构，即乡土化的网络和家族观念，被粉碎了，被终结了。中华文明必须回到个体的人。

中华民族用极端悲剧的人道主义，终止了传统文明中与现代不相适应的部分。计划生育扭转了农耕文明对生活、对家园的认识。

计划生育隐含着对女人给予尊重。女人不是生育机器。女人是母亲，但是人，是女人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的。

计划生育，让女人从贞操带、贞节牌坊、小脚中解放出来，从制度，从法律上解放出来。莫言完全没有这种觉知，甚至将姑姑当成一个时代的忏悔者，用作家虚构的权利将姑姑打入了地狱，将枷锁套在女人身上。

女人的出路就是生育，是违背时代的，是阻止历史发展的，是逆时代潮流的，是“反动的”。因此，《蛙》是对女娲、对伟大神话精神的亵渎。

女娲造了人，但女娲更伟大的是上半身，甚至是灵魂。《蛙》，具有女娲的伟大精神，具有地藏王菩萨“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中国式的唐吉可德的悲剧精神。

然而，因对女人的蔑视，对历史的无知，伟大牺牲之美的女娲，落在莫言的眼里仅是下半身。

《蛙》的后半部，不忍卒读。完全苍白，低能，连起码的编故事都无法编。姑姑从一个坚定的计划生育执行者变成一个忏悔者，其内在的生命逻辑在哪里？可以说，后半部完全是作家无能时的瞎编。

书 语 摘 录

“中国文学任重道远，中国文学的未来与前景在远方，在高处，在历史的深处。当下，中国文学缺少理想主义的远方，缺少历史的深度。

通过莫言的现实主义可看到，如果说，中国是现实主义的，那么，这个现实主义必须拥有伟大悲剧精神的浪漫主义，必须拥有胸怀世界的理想主义。

只有，建立在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基础之上，跟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充满精神存在和悲剧之美的现实主义，才是真性的现实主义。

这样的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学依然在孕育中，正在浴火重生，等待着时机诞生。”

《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》

关 于 作 者

王小瓜：本名王朝书。女，生于1977年。现为中国四川省甘孜日报社记者、编辑。曾当过教师。已出版个人新闻纪实专辑《从大渡河到金沙江》，文学、文化、人评论专辑《康巴在哪里》。

杨单树：本名杨丹叔。男。1961年生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。1983年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工程力学系（现四川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），分配在成都某大学任教。

为寻找人为什么活着、世界为什么存在、上帝为什么死的绝对理由，1988年，只身赴四川甘孜藏区。1993年，落户于甘孜藏区最美的牧区罗科玛草原。

1996年，因身体不能承受高原严酷的气候，被迫退居康定。2016年，身体再次成为命运，退隐于甘孜州泸定县藏汉结合处海拔1600米的小板场自然村。

三十余年来，一直在雪域、死亡、深渊中挣扎。几经生死，于2017年完成了跨越千页的宏大抒情史诗《时间的舞者》。

目前，正创作六部本的大型思想随笔《伊雅苦的启示》；已完稿第一部《绝对安宁》的初创。